周武王凭什么打赢牧野之战?真正依仗的是它!

文:淮衣(读史专栏作者)

帝辛三十二年,牧野,大晴。巳时三刻,阳光耀眼,照地大地一片金黄。商朝军队的玄鸟旗整齐地排成一列,阴影洒在地上构成了一道黑色的城墙。

师离握了握手中的矛,眯起眼睛看着远方的地平线。父亲随着大军去征讨东夷了,他想,不过朝歌城里还留下了不少师氏的族兵,周人的叛军不足为虑。

少顷,原野尽头响起了雷鸣般的马蹄声,军阵前的奴隶们开始慌乱起来。定眼看去,只见数百辆战车朝己方的军阵直冲过来,滚起阵阵尘土。

他吁了口气,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,我们也有一些,只是不像周人这样规整。

一阵鼓点过后,己方阵中也驶出了一排战车,朝对面的周军战车对冲去。100步,双方的车左已经开始射击对面的战马,不时有马儿嘶鸣着倒下,失去控制的车歪斜地栽倒在地。

50步,师离突然发现,周人的战车是驷马三士的配置,而多出的那名甲士赫然举着一把幽光闪闪的长柄戈!两军接阵,甲士将戈横推了过来,扫过己方的御手。

商军的战车像潮水撞上了礁石,黑色的燕子旗倒下了,奴隶们轰然逃散,披着虎皮的马在师离的视野中越来越大,将他撞向了天空……

提到牧野之战,我们总能想起纣克东夷,倒戈相向等事情。这场战役对周人来说好像有点太轻松了,就像踹倒商朝大厦的临门一脚。

但现代甲骨文的解读却对纣克东夷的事情提出了质疑,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也记载到“帝纣闻武王来,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。”(一说十七万),所以周武王在讨伐纣王时“犹战战兢兢”(《春秋左传研究·周人天殷》),“并没有必胜的把握”(《释“武王伐纣前歌后舞”》)。

考古发现,周人的战车在这场战役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以至于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中留下了“牧野洋洋,檀车煌煌”这样洋洋自得的句子。

01、牧野战车哪家强

考虑到周武王在战前的战战兢兢,和商纣王战败后的绝望自焚,我们可以判断,牧野之战一定是倾尽两国国力的国运之战。

那么,除了奴隶临阵倒戈带来的“六打四”局面,还有哪些军事层面的因素决定了双方的成败呢?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记载“誓已,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,陈师牧野。”考虑到《史记》的“信史”地位,牧野之战可谓是我国文献记载较早的,较可信的一次大规模车战。

商、周双方在战车数量、装备和编制上的代差,最终决定了天命的归属。

首先,从战车的数量上来看,商朝军队配置的战车数量很少,且多用于指挥、田猎、运输等方面,并不形成独立的兵种,所以也无法对战争走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

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,作为占卜记录的甲骨文的释读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证据。《殷墟甲骨刻辞类纂》中统计到,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甲骨残片中和战争有关的内容基本为步兵作战,仅有两片提到了战车作战,讲的还是商人在和方国的战斗中俘获了战车。

由此可以,商朝军队还是以步兵方阵为主要作战形式,“飞龙骑脸”这种打法并不普及。

其次,从战车的装备和编制来看,商人的战车也更逊色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战车基本为两马配置,车上的士兵多为两名,一名使用弓箭射击,一名负责驾车。

虽然车马坑中也出土了戈等青铜兵器,但商代的戈最长不过一米,再按手握兵器的三分之处来计算长度,车战中戈的有效兵器长度不超过70厘米。

通过车厢的规格我们可以计算出,两车相会时至少要保持1。5米左右的距离才不会相撞,那么戈绝对不是作为车战使用的兵器而存在的,更可能是配给车上甲士的防身短兵。

因此,商军战车的主要攻击手段仍是弓箭。

那么,周人战车的装备和编制又是怎样的呢?

02、三四五,一起冲

长期和戎狄部落作战的周人,对战车的运用要远比中原的商人娴熟。

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号车马坑出土的西周战车,比殷墟战车的车厢要更宽,更大。这样的车厢意味着周人的战车足够容纳下三名甲士,再加上驷马的编配,便成了我们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战车式样。

三名甲士按左,中,右一字排开,左边的甲士使用弓箭射击,是一车之首,称为“甲首”;中间的甲士专门负责驾车,称为“御手”;右边的甲士使用长柄的戈、矛、戟等攻击,称为“参乘”,非勇武过人之士不可胜任,比如生吃猪腿的猛人樊哙。

之所以这样安排,是因为人的惯用手是右手,使用长柄武器作战的车右能够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,挥舞兵器更加方便。

四匹马儿同样一字排开,中间架辕的两匹马称为服马,左边的马称为“骖马”,右边的马称为“騑马”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“俨骖騑于上路,访风景于崇阿”中说的就是它们。

至于兵器,周人喜好使用长柄兵器。短柄的戈是商朝军队的标配,周人使用的则多为长柄戈,并大量装备了矛、殳、戟等兵器,在战斗前插在战车的舆侧备用。

三士、驷马、五兵(据《考工记》载,车兵五兵为戈 、殳 、戟 、酋矛、夷矛)便成为了周人战车的标准配置。

看得出来,三名甲士都需要长期的操作训练和协同训练,所以往往由不事生产的贵族担任。

因此,每辆战车往往伴随着大量徒兵,他们由庶人和奴隶充任,任务是保护战车和提供后勤服务。

在青铜器时代,有着高移速、高重量和完备护甲的战车,能够不惧箭矢地冲锋陷阵,堪称军国利器。

在牧野大战中,汇集了“戎车三百乘”,“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”的周武王,就是借此一举突破了商人的步兵方阵,也击垮了商朝本来就被纣王作的所剩无几的民心。

03、战车的辉煌与没落

虽然在中国古籍中一直有“黄帝作车”、“奚仲作车”的记载,但是从出土的战车遗迹来看,商周时期我国的战车在规格上都和两河流域、埃及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战车十分相似,而后者出现的时间又远早于我国。

因此,战车很可能是通过西边的游牧民族传到中国来的,而长期处在中原商王朝和西面戎狄之间的周人,自然对战车的运用和设计,有着更深厚的经验。

牧野之战的大胜给周人带来了极大的信心,本就“尚舆”(《考工记》)的周人在获得天下之后,进一步完善了战车的编制和武备,比如给车厢装上青铜甲片,给车轴加上利刃这样的“骚操作”。

到了征战不休的春秋战国时期,车战已经成为了诸侯征伐的主要作战形式,战车的数量也随之成为了衡量一国国力的主要标准。

春秋霸主晋国的大臣叔向更是在外交场合公然恐吓鲁国使臣:“寡君有甲车四千乘,虽以无道行之,必可畏也!”(我家国君有战车四千辆,就是耍无赖打你,你能咋地?)

这种仗着国力耍流氓的行径,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!

到了后来,骑兵的大量出现冲击了战车的地位,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打响了反抗战车统治地位的第一枪,汉武帝的十万铁骑伐匈奴更是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战车从此退出了战场的舞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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