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革中部分被判罪农民现状:生活孤苦 妻离子散

  原标题:徐星 把文革中的农民记入历史

  4月2日,北京大屯的家中,作家、导演徐星展示文革时期“现行反革命”犯人登记表的复印件。

  历时三年多的寻找、拍摄、剪辑,这台电脑帮徐星完成了135分钟的纪录片《罪行摘要》。

  ■ 对话动机

  作家徐星变成了导演徐星。

  22张37年前的“犯人登记表”让徐星拿起了摄像机。去记录文革中农民的烙印。

  寻找用了一整年,拍摄一年多,又花了一年多剪辑成片。135分钟的纪录片,里面的14张面孔,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古稀,时隔50年,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“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”

  而他们的罪名,在当年被冠之以“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”、“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”、“吹捧刘少奇”等。

  在杭州放映会的展板上,印着徐星的一句话,“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,不再生活在谎言中,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”。

  ■ 人物简介

  徐星

  58岁,作家、纪录片导演,曾为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服务员、清洁工。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《无主题变奏》,被称为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作品之一。近年来独立拍摄纪录片,作品有《我的文革编年史》、《崖畔上画下你眉眼》等。

  今年,徐星完成了最新纪录片《罪行摘要》,讲述文革期间浙江地区十余个“现行反革命”农民因言获罪的故事。

  冲动

  这里有命运的必然性

  新京报:你为什么想到拍成纪录片?

  徐星:看到那些登记表后就被它吸引,当时特别冲动,觉得应第一时间就去找这些人。

  新京报:登记表上的什么内容吸引你?

  徐星:那是22张1977年的“犯人登记表”。已经发黄的登记表背面,一张张人脸与油墨混在一起,透过纸张都可以看得清楚。2010年,我在画家朋友家发现了它们:早已变成了临摹人物的草稿。这些人都是农民,这是命运的东西。

  新京报:为何上升到“命运”的高度?

  徐星:这是历史态度问题,到今天还有好多人在美化文革,我经历过那个时代,那时只要出门去找,大街小巷,准能找到打人的,准能听到皮带抽到人身上那个特殊的声音,你看到那些很血淋淋的事儿,终生难忘。

  新京报:经历过文革,看到登记表,拍成纪录片,这就是命里的必然?

  徐星:80年代末我出国后,发现很多书和资料是我从没接触过的东西,再对照我从小长大的环境,受的这些教育,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,我觉得必然性是在这儿。

  新京报:当初为什么想拍成纪录片,有没有想过写成小说?

  徐星:有想过,写小说可能会有点儿难,但可能会有本书,“nonfiction”,非虚构写作。这个得等一等,在我有体力时,时间还是应该用来去拍,使劲儿拍。写靠一支笔一张纸就行了,但是拍的话,要是不赶快去做,这些老人就没了,特别可惜。

  寻找

  “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”

  新京报:时隔多年,单靠这些表格,你是怎么找到这些当事人的?

  徐星:到处问,大的地方没变,但具体到乡、生产队这些地址都变了,以前都是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的地名,比如红旗什么的。我先问岁数大的人,以前红旗那个地儿在哪儿,再去找人,反正在农村,都还知道。

  新京报:最后找到了多少人?

  徐星:我拿到了22个“现行反革命”的资料,有些人是一八九几年出生的,可能不在人世了。初步筛选了15个人作为采访对象,有的人后来没找到,有的不愿意接受采访,最后选了12个。另外有个叫胡俊录的老人,还有两个同案犯不在名单里,但我也采访了,所以片子里实际出现的是14人。

  新京报:他们的“反革命罪行”主要是哪些?

  徐星:片子里的人当年的罪名看起来很可笑,比如“写反革命信件”、“吹捧刘少奇”、“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像”等等。当时,任何事任何罪名都可以加上反革命。

  新京报:最重的判了多少年?

  徐星:一个叫林品新的人对文革有疑问,写了封信,就为了一封信,判了20年,罪名是恶毒攻击文革和社会主义制度;当事人周明夫,罪名是“用气枪污蔑伟大领袖画像”。当时生产队有一杆民兵训练用的气枪,枪把已经沤烂了,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给绑了,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。房间里就三个人,他知道谁举报的,但他不说。

  新京报:找到他们时,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?

  徐星: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。他们中,当年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要求离婚。这十几个人里,如今还有好几个是老光棍。林品新家父母都八十多了,还种地、挑红薯,住着风雨飘摇的木房子,连窗户都没有。

  新京报:他们在回忆时,用得最多的词是什么?

  徐星:“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”,这八个字,几乎每个人都说过。

  感受

  50年,恐惧还在心里

  新京报:他们为什么愿意对着你的镜头回忆这些?

  徐星:我自己就是底层的人,无车、无房、无工作、无保险,很容易和他们亲近。

  另外,我是第一个专门去和他们聊文革的人。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和别人说起过,有的是自己都没想过。有的也可能是没人可说。

  新京报:采访中,面对那些老人,你哭过吗?

  徐星:哭过,但我要克制自己,不能用我自己的情绪感染他们,影响他们。我没有嚎啕大哭,眼眶湿了。那是当我拍完,拿着机器往回走,离开他们的时候。

  新京报:是什么让你眼眶湿了?

  徐星:哭是因为我觉得好多人的恐惧到今天还有,这已不能用可怜来形容了,这是多大的悲剧?50年了,心里的恐惧到底是哪儿来的?为什么让它持续到今天?

  新京报:挥之不去的恐惧注定会影响他们的生活。

  徐星:有个徐兴林,当年被朋友告发,说他参加反革命集团。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,他一直不敢交朋友,他家离县城很近,但他几十年都不去县城。

  除了恐惧,还有控诉。谈到政治两个字时,徐兴林说,“你要是说我偷东西,你拿出证据来,政治这东西,说你是你就是。”到今天他还这么想。

  思考

  没人关注文革中的农民

  新京报:纪录片出来后,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善吗?

  徐星:我觉得没有,他们还是在农村里生活,能有什么改善呢?

  片子在他们村子里放映时,当年迫害他们的人也去看了。我尝试过采访他们,但是没成功。

  新京报:那受迫害者现在有什么诉求吗?浙江放映会上,我知道他们还在提补偿的事?

  徐星:他们出来之后没有得到补偿,就抱怨为什么工人、知识分子都有补偿,就我们农民没有?其实越没有反抗能力的人,承受的压力最大。西方有句谚语,穷人的税是最高的。

  新京报:农民好像也一直是文革研究中的空白?

  徐星:对,大部分相关的纪录片都是拍知识分子、官员,我没见过有拍农民的。我确实觉得文革研究在农民这块儿有巨大缺陷。

  我很同情这些最底层的人,你没办法用现今“正能量”的这套价值观来影响他们,他们的生活完全不是那回事。

  新京报:片子里翁志渝说自己听到一边在放“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”,另一边在放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”,他怀疑这是个人崇拜。像他这样的人,在当时农村算是少数的独立思想者吧?

  徐星:对,他们都上过学,可能受教育程度不高,比如翁志渝上过初中。他一直强调他看报纸,他什么事儿都知道,比如中苏关系破裂了,九评什么的,都是从报纸上看的。

  他们有中国传统文化里的“士”的影子,这可能是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,尽管走样了,但他们是有所继承的。

  意义

  我确实在做一件大事

  新京报:从镜头里看,你是单枪匹马去拍摄的?

  徐星:就我自己,当然如果有助手是最好的,但如果雇个助手,我可能都不够付人家薪水的。

  新京报:拍这部片总共花了多少钱?

  徐星:拍了三年,共花了18万多,没细算过,有一部分钱是朋友赞助的。

  新京报:拍纪录片时想过要靠它赚钱吗?

  徐星:拍这些纪录片从来就没有过盈利,也不可能有。我省吃俭用,当然温饱得有,穿衣服不能露着屁股,得有饭吃。我不太买什么东西,唯一的奢侈品就是烟。

  新京报:拍摄中最困难、最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?

  徐星: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,最累时,江南很潮湿,我住的都是小旅馆,连出租车都不敢叫,就坐农民的摩托车,在后面加个斗篷,两根杆子撑着,这是我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,翻山越岭,还得背着40多斤重的器材。

  新京报:在最疲惫的时候你都想些什么?

  徐星:我就想,这不是国家该做的事情吗?为什么不做这些对历史、后代有交代的事?既然他们不做,那就由我一个老头来做。我觉得我确实在做一件大事,一件很值得我骄傲的事,现在让我死了我也值了。

  新京报:你觉得做这件大事的意义在哪里?

  徐星:我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,我不是为了解释灾难的概念,我是要拍人,我要讲人的故事。摄像提供了新的记录历史的可能,更有力量感。过去历史都是由专门的“史官”记录的,摄像让普通人也能记录历史,我现在记录下的这些,100年后可能就是正史了。意义就在这里。

  新京报:现在有人称你是作家导演,你觉得这会让你有成就感吗?

  徐星:这些头衔我完全就不在乎了,没时间想那些事儿。出多大的名儿对我没有吸引力,构不成任何驱动力。如果为了名我没必要做这事,就享受那个《无主题变奏》就可以了,那个也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,也在大学文科的教材里。现在我就完全由着自己,凭着冲动去干事。干完之后,能得到朋友的认可,我就挺满足的。

  A18-A19版/新京报记者 胡涵 北京报道

  A18-A19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高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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